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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强制分类46城过半实施立法 除罚款还与信用挂钩

2019-10-26 16:43:31 来源:梨坝新闻网

据公开报道,10月14日至11月13日,北京公开征求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报批稿)》的意见,该修正案将规定对未将垃圾放入相应容器的个人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

迄今为止,在46个实施强制性生活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中,至少有25个已经完成并实施了以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法规形式的"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业内人士指出,两者都属于法律法规范畴,但在权限和行政处罚设置上有所不同。

在上述25个城市的立法中,《宿营法》逐渐成为主流标准。在惩罚性措施方面,除了“罚款”等常规措施外,一些城市还引入了“非常规措施”,如与信用信息平台的链接。专家表示,如果生活垃圾的分类与信用挂钩,那就必须“在进入信用体系之前进行反复教育”。此外,与信用调查相衔接的前提是做好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置的基础工作。

今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生活垃圾分类发布了指示。紧接着,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固体废物法修订草案也包括了对生活废物的强制性分类。

对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立法的必要性得到了强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周珂表示,过去在低消费水平的条件下,有害废弃物和餐厨废弃物的产量有限,但现在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发布的题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评估》的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运输量庞大且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7亿吨,而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产量接近2.02亿吨,是2012年的8倍

关于废物分类立法,清华大学环境研究所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建国曾指出,立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有助于促进居民形成生活废物分类的习惯。

“政策和法规没有强制力,难以推进。从法律定义来看,人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要调整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必须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没有办法限制或惩罚它。”刘建国坦率地说。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加快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46个重点城市到2020年底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自7月立法实施以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效果日益突出。据公开报道,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10月10日发布的最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报告单》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率从去年年底的15%上升至8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指出,垃圾处理更多的是地方事务,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推动立法“特别合适”。

“我们应该首先在发展比较充分、法治意识比较强的地方积累经验,避免在其他地方走弯路。在一定阶段后,我们应该在地方立法的基础上,及时推动省和国家两级的更高一级立法。”周汉华说。

鉴于46个城市首先实施了强制性生活垃圾分类的立法过程,周珂认为,由于个人差异很大,很难在全国统一立法。因此,首先需要地方立法作为起点。

本月,《宁波市城市固体废物分类管理条例》和《邯郸市城市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办法》相继实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在2000年,北京等八个城市被指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在上述46个重点城市中,宁波和邯郸是其中之一。

经过整理,46个重点城市中至少有25个实施了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其中,16个城市已由地方人大通过地方法律法规,9个城市目前正在实施地方政府法规。

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法规有什么区别?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远表示,两者都是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形式,但地方法规比地方政府法规更具权威性。

《立法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外,地方法律法规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对违反行政命令的行为处以警告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例如,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Xi市城市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办法》中涉及的最高罚款不超过3万元,而上海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条例》中的最高行政处罚为50万元。

一些城市已经或正在将地方政府法规升级为地方法规。自2016年7月1日起在苏州实施的《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办法》是地方政府规章,但作为地方性法规的《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四次修订草案)》已于今年9月27日发布征求意见。

至于这种“升级”是否是一种必然的方式?张志远持否定态度。他说,例如,一些城市一开始就使用规章制度。如果规则和条例的执行情况不令人满意,它们将得到升级。升级后,地方法规的权威将大于地方政府法规的权威。

上海社会科学院环境立法专家彭锋指出,所有立法都有成本。在现阶段可能有必要颁布立法来实施垃圾分类,但“如何颁布”仍需认真考虑。各地不能完全照搬上海,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承载能力相差很大

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实施前后,“你是哪种垃圾?”这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背后其实是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问题。

从现状来看,在梳理了46个重点城市的公共文件后,发现有30多个城市选择了生活垃圾的“四分法”,即: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材料等垃圾。一些城市称易腐垃圾为“厨房垃圾”或“厨房垃圾”。在上海,“易腐垃圾”是“湿垃圾”,而“其他垃圾”是“干垃圾”。

即使它们被归类为“分尸法”,分类依据也是不同的。青岛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文件,规定城市居民区应配备容器或放置可回收材料、有害废物、其他垃圾和大型垃圾的场所。公共机构及相关企业和其他公共场所应当设置盛放食品废弃物、可回收材料、有害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的容器。

与此同时,南京和广元实施了“三点规则”南京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广元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

据悉,“三分”或“四分”的选择在一些城市也发生了变化,但毫无疑问,“分尸法”正在成为城市固体废物分类和运送的“主流标准”。

例如,深圳在2015年明确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并鼓励一些地方实行“四分类”。去年,《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甚至将生活垃圾分为13类。

然而,今年8月首次提交审查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打算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刘建国指出,“分尸法”是目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法,能够满足基本要求。“在现阶段,标准不能定得太高。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还说,分类标准是否科学还取决于当地后端处理设施和能力,以及它是否具有前瞻性。

零遗弃联盟的政策顾问毛达(Mao Da)承认,“后端的分类和处理设施的能力决定了每个地方处于不同的阶段。如何分类是基于当地条件,不需要统一的标准。”他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据已发布的地方文件进行整理,各城市在生活垃圾处理费、责任人制度、监督管理、处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大致相同。

以“罚款”为例,在上述46个重点城市中,至少有一半城市对违反扔生活垃圾规定的个人和单位有明确的处罚。

在上海、太原、南京、合肥等城市,违反规定扔生活垃圾的罚款金额最高,从50元到200元不等。目前,厦门最高罚款金额在500元以下。

然而,重庆和铜陵对单位非法处理生活垃圾规定了最低的处罚。低于1000元,沈阳和广州最高处罚为5万元。

从各地实施结果来看,厦门和深圳在住房和建设部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排名中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和上海并列第一。其中,厦门连续4个季度位居全国第一。

这是否意味着“精细”设置越高,效果越好?莫德指出,两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罚款是体现强制性分类的必要措施。如果没有法律责任,就不会有强制性分类。”刘建国还表示,罚款更重要的作用是“震慑”。

从现状来看,宁波是上述46个重点城市之一,在去年第二季度的生活垃圾分类评价中排名第三。然而,据浙江媒体报道,宁波今年6月首次对未能按照规定将生活垃圾分类的个人处以罚款。

当时,宁波没有实施地方立法,而是根据《浙江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进行处罚。《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不将生活垃圾分类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宁波的“罚款”金额是70元。

在今年10月1日宁波市正式实施的《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中,个人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注意到一些城市仍在探索社会服务、志愿服务和减免罚款等措施。例如,2015年实施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被罚款的个人可申请参加主管部门安排的社会服务,以抵消罚款。

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订草案4)》规定,“被罚款的个人可以申请社会志愿服务进行垃圾分类,符合志愿服务规定要求的个人可以免缴罚款。”已实施的《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也有类似规定。

在整理了上述有关城市垃圾分类的立法后,我们注意到,除了“罚款”等常规措施外,一些城市还引入了一些“非常规”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与信贷挂钩”。

据报道,目前有10多个城市立法包含相关规定。例如,有关违反当地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定的个人和单位的信息将被收集到城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违反承诺者将依法采取纪律措施。

杭州市于2015年规定逐步实施将生活垃圾分类信息引入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制度。今年实施的立法增加了信贷纪律措施。相关不良信息将记录在相关个人和单位的信用档案中。

此外,南京等城市的立法要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企业建立相关的信用评价制度或失信惩戒机制、黑名单制度和相关企业的信用档案。

对此,专家表示,目前的城市分类已经是一项法律责任和义务,因此两者应该联系起来,但生活垃圾分类和信用体系之间的联系不能是“一刀切”和“在进入信用体系之前必须反复或故意不合作”。刘建国说。

然而,Mauda认为,两者的融合将增加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本。衔接前,应做好分类与运输、分类与处理、上下游衔接、政府服务提供与实施等基础工作。,然后在整个系统全面、平稳运行后连接到信息和信贷平台。

“普通居民必须信守承诺。因此,进行垃圾分类的部门没有履行承诺。这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莫德说。

写作:林利霏·周放